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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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莽变法——提高了度量衡准确度

[日期:2017-11-06  阅读次数:]  

王莽生于公元前46年。西汉末年,社会矛盾空前激化。公元8年12月,王莽代汉建新,宣布推行新政,史称“王莽改制”。公元23年,更始军攻入长安,王莽死于乱军中。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,古代史学家多认为其是篡位的“臣奸”。但近代帝制结束后,很多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。胡适认为他是“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”,翦伯赞认为“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。”不管如何评价和争议,王莽在变法中对推动度量衡的准确性是不能抹杀的。
    1、黄钟律管定尺
    计量的准确性是建立在基准之上的,最初的基准借助于人体某一部分来实现,之后用自然物定度量衡的基准,其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。王莽任命律历学家刘歆执掌度量衡。刘歆将秦汉度量衡制度整理成文,从理论上加以整齐划一,使其制度更加完备地著于书,使之更加规范化,条理化,这就是后世引为经典的《汉书•律历志》。刘歆充分运用了律管长短与它所发出的音频之间的密切关系,首次明确了度量衡以黄钟为标准,假以累黍直接定出尺度、容量和权衡的量值,明显提高了度量衡的准确性。《汉书•律历志》还规定了度量衡的各级单位名称、进位关系,以及标准器的制造、行政管理等内容,成为我国古代度量衡史上最完整、最系统、最有权威的著作,影响到其后1000多件。直至明清,凡言及度量衡者无不追溯到《汉书•律历志》。
    2、研制新莽铜嘉量
    建国元年(公元9年),刘歆设计制作和颁发的新莽铜嘉量,成为我国度量衡器具历史上又一件瑰宝。该器为正圆柱体,两侧有耳,器壁正面有81字总铭,五个容量器上分别标明尺寸和容积。《汉书•律历志》记:“其法用铜,方尺而圜其外,旁有庣焉,其上为斛,其下为斗,左耳为升,右耳为合、龠。其状似爵。其重二钧。声中黄钟。”其器结构上形成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五个容量:“律嘉量斛,方尺二圜其外,庣旁九厘五毫,冥百六十二寸,深尺,积千六百二十寸,容十斗。”规格上满足斛深一尺、斛重二钧要求,将度量衡三个单位量标准完美组合在同一器物上,彼此之间又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新莽铜嘉量工艺精湛,设计思想和制造工艺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,在一件量器上不仅能得到长度、容量的量值,而且还可以推算出重量的单位量值,包括魏晋刘徽、荀勖、南朝祖冲之、唐代李淳风在内的历代数学家、律历学家,都以此为标准考校秦汉度量衡单位量值。
    3、研制其他计量器具
    新莽铜嘉量之外,王莽还组织研制其他计量器具,在甘肃定西县秤钩驿出土了新莽时制造的铜丈、铜衡杆和多件铜环权均制作精良。新莽时期,出现一种专用的测长工具——铜制卡尺,其由固定尺和滑动尺两部分组成,呈丁字形,正面刻有铭文“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”。说明当时的测长技术已从一般的直尺发展到既可用来测量直径,又便于测量深度和厚度的多种用途的专用测长工具。现在所见两支卡尺,一支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,另一支藏于北京市艺术博物馆。目前出土的东汉量器虽不少,质地有铜质、陶质、石质,但从制作之精美、刻铭之祥尽,皆不及新莽时期。而魏晋时期,度量衡制多仍用新莽旧制。
    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,其他变法者也大多同样认识到度量衡的重要性,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推动度量衡的统一和准确。北魏中后期,孝文帝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,其中明令严禁使用长尺、大斗、重秤征收租调。王安石在《九变而赏罚可言》中说:“修五礼,同律度量衡,以一天下”,为保持度量衡准确,把器具抽查周期从每月一次缩短为每月三次。由此可见,计量发展成为改革的题中之义,成为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(转自《中国计量》 赵文斌)